“三农问题，既是生产问题，也是社会问题，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全面论述了下一步如何推进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其中明确提出要使小农户和现代农业的发展有效衔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在2018中国(罗定)乡村振兴研讨会期间，农业农村部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接受南方农村报记者专访指出，小农户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农业长期面临的问题，要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关键在于由企业牵头成立新型合作组织，带领小农户对接现代农业。

乡村振兴要培育新产业新业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在柯炳生看来，乡村振兴战略与和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20字总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相比，内涵更为丰富。

“12年过去了，乡村发生了很大变化。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转化带来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这种不平衡、不充分在乡村表现更明显。”柯炳生谈到，从总要求来看，用“产业兴旺”替代“生产发展”，要求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培育新产业、新业态以及完善产业体系，使农村经济更加繁荣；用“生态宜居”替代“村容整洁”，要求在治理村庄脏乱差的基础上发展绿色经济、治理环境污染，使农村人居环境更加舒适；用“治理有效”替代“管理民主”，要求加强新农村社会治理，使农村社会治理更加科学高效，更能满足农村居民需要；用“生活富裕”替代“生活宽裕”，要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更加美满；“乡风文明”四个字虽然没有变化，但在新时代，其内容进一步拓展、要求进一步提升。

小农户小生产模式有三大劣势

如何让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效衔接，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柯炳生看来，小农户的生产经营模式有着诸多“痛点”。“我国农户平均占有耕地面积为8.8亩。其中，浙江、福建、广东和北京四省市农户的平均耕地规模最小，只有2.4-3.2亩。”柯炳生认为，农户小生产经营模式有三方面的劣势：

对农民来说，不利于发展机械化和订单农业，不利于技术进步成果的推广应用，同时，在购买生产资料时难以获得价格优惠，生产出的产品也难以卖出好价，最终造成农民收入低。

在国家层面来说，存在两方面困难。一是难以保护小农。“规模太小，劳动生产率就低，成本远远高于国际成本。在自由贸易的大趋势下，我国如何保护好小农户，是件大难事。”柯炳生指出。二是农业补贴难见实效，“这些年，国家通过各种强农惠农政策，提供的财政补贴数额不小。按照每亩土地的补贴标准看，已经不亚于欧美国家，但平均到每个农户身上就显得很少了，难见实效。”

对消费者而言也有诸多负面的影响，比如说农产品价格高、波动大，品质参差不齐、安全性难追溯等问题。“在价格方面，由于规模小，难以机械化，因此，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农产品的成本必然不断增加。在食品安全方面，小生产对于消费者的不利影响，更为突出。主要是，由于生产者数量巨大，规模小，难以建立可追溯体系，尤其是在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生产方面。”柯炳生表示，由于质量没有统一标准，小生产难以与大市场很好对接。

创新组织模式解决小生产之痛

在柯炳生看来，要克服小生产之痛，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有两条主要出路。一是内涵发展之路，即采用先进技术和设施，从事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例如，借助科技，每亩地每年的产值可以达到几万元、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二是外延发展之路，即通过各种不同的生产组织方式，实现区域生产的规模化，这就是组织模式创新。其中最主要的形式，就是新型合作组织。例如公司+农户、合作社+农户等，“其本质是土地、资本、管理等的结合”。他强调，一定要由企业牵头去组织经营，形成区域专业化，才能解决小农户和大市场的矛盾。

柯炳生认为，打造一县一品(或几品)是可行的区域专业化路径。“打造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就要把产业做好、做大。”做好，就是保证产品品质，这是根本；做大，就是要形成一定规模。“实现区域专业化、规模化，从而解决一家一户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